原文刊載於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第103 期
在《鄉村非人居構造物類型研究》與《鄉村獨棟透天住宅及代溝空間類型研究》兩篇文章中，我們以類型式紀錄與分析方法，建立對鄉村無名建築的觀看方式，一方面拓展我們對於鄉村環境的理解，另一方面將它們視為基礎資料庫，用以指認無法歸納入類型的「例外」，作為一種設計實踐的參照體系。這種對無名建築的關注，源自鄉村生活的日常經驗累積；當我們受到某些帶著陌生感、詭異不尋常的構造物吸引，甚至引發思辨，仔細思索後，往往發覺這些對象指向我們日常熟悉事物的另一端，它們不僅違反日常經驗，同時也拓展了我們的想像空間。這些對象並非刻意與其類型建立差異，而是基於回應務實需求所產生的結果，透過與相對應類型的比對與描述，我們能更理解該類型所承載的意義與其的關聯性。
影響俄羅斯表現主義的作家Viktor Shklovsky認為，語言經過日常習慣性的使用，產生了「知覺的機械性」，而這種知覺的機械性，常常掩蓋了事物的質感與內涵；為了重新使人感受事物，讓物成為物自身，我們是否能透過改變語言的慣性使用，來喚起對日常事物的根本認知與定義？也許這些在鄉村日常中無名建築的「例外」，可以提供我們一些線索來反思建築語言與日常性。
於是我們以「無名建築作為空間創造的出發點」為設計方法的核心觀念，結合考現學式紀錄與敘事性思考，並在建築學院的教學研究與空間實踐兩者之間，有意識地交互參照影響；學生們以特定方式觀察記錄這些鄉村既存的構造物，不過度探究其空間用途或習俗等文化因素，一方面試圖將它們從建造目的中解放，另一方面也從社會約定中解放。這些構造物因而從時間、場所中抽離出來，被視為純粹的建築或物件理解，它們開始脫離社會學的意義，僅展現空間的秩序性原則。當然這並非一件容易的工作，因為這些構造物距今年代不遠，我們往往因為對它們理解太多而提煉不出更純粹的意義；事實上，我們正面對的即是長久以來在建築學領域無法忽略、不斷地來回擺盪的課題：建築是主張自主性的空間形式，抑或是回應社會外在因素的文化工具？
日常/非日常性探索與可操作的考現學
近百年內具空間考現精神的建築文化脈絡，似乎為上述提問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考切入點；考現學學者為了回應時代與社會文化狀態，相繼以不同的詮釋方法紀錄與描述事物，甚至回饋到自身的創作方向：考現學始祖今和次郎對日本民居測繪紀錄與路邊採集註1、千千岩助太郎對臺灣原住民家屋測繪，影響我們看待日常性事物與無名民居的態度；以建築家清家清與篠原一男為核心的東工大脈絡，對傳統民居的調查研究註2，成為其住宅設計裡具批判性的養分。反思戰後日本傳統精神與當時社會的關係，我們得以理解考現學用於創作的可能性，當以赤瀬川原平、藤森照信、南伸坊為首的路上觀察學團體，對都市街道上的既存狀態用一種幽默、荒誕的看待方法紀錄與分類註3，這些街道事物被物件化、脫離了場所脈絡與原本意圖。這種重新建立對物件的看待方式、紀錄本身即具創作意圖的過程，恰與今和次郎較偏描述性的考現學產生差異，透露出考現學的關注焦點自文化產物逐漸轉移至物件的主體性；拉遠到更大尺度，1966年出版的《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註4，Aldo Rossi試圖重新拾回現代主義丟失的精神價值，圍繞建築類型學觀念，思考都市集體記憶與建築的關係；Atelier Bow-Wow於2001年出版的《Made in Tokyo》註5以東京為例，讓我們閱讀亞洲混雜的都市現象，如何透過系統性的圖解式紀錄與描述，成為得以交叉比對的類型資料庫；而攝影領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德國攝影家Bernd & Hilla Becher，長時間以類型學式的攝影方法紀錄德國後工業時代的無名構造物，形成一種抑制主觀情緒的類型學攝影學派，成為觀念產生的方法。
日常性事物的普遍存在是類型學觀察的基礎，而非日常性事物則揭露既存類型與集體記憶的事實，兩者皆作為文化產物出現，然而當這些事物已被普遍認知、歸納，在建築學領域中儼然得以自成系統之空間形式看待，有了自主發言的操作可能。
敘事、物件與場所
上述脈絡影響了我們在建築學院的教學方法，我們借用Bernd & Hilla Becher所建構的類型學式影像閱讀，觀察蒐集鄉村眾多的無名構造物，並在尺寸、比例、材料等空間特質方面提取這些構造物之間的關聯，形成一個可操作的觀念；同時如今和次郎般，帶著主觀眼光將這些構造物測繪成建築圖。這種觀察方式，不因探究背後形成原因，而將思考焦點向社會或文化層次擴散，而是重視這些物件既成的空間魅力，試圖將討論匡限在建築作為實體物件的範疇裡。
而每一組構造物帶出的觀念，都是經過反覆搜集、篩選、推翻、歸納後逐步建立；學生們各自被不同的觀察對象吸引，並開始認知挑選的原因、剖析對象之間是否有足夠強度的關聯性、檢視其觀念的討論價值，這個過程即是在建立自我知識體系的必要動作，且因每一個判斷皆與個人經驗息息相關，進而逐漸形成特定的思考模式與價值觀，我們借用語言學定義語言的形態中之一，將之視為一種核心的敘事模式—Narrative as Knowledge；事實上，Narrative最早可追溯到梵文的字根’gna’，在拉丁文中則是對應到’gnarus’及’narro’，也就是’knowing’ 及’telling’—獲取知識、理解意義以及述說之意註6。
於是，既然語言作為思考的主要工具，如何適切地陳述一個觀念便顯得根本且重要；一段收斂、精準、有魅力的文字描述，則成為理解與表達的基礎，學生們以此作錨定點，確立該觀念包含的空間經驗及思考邏輯，並在創作階段，即敘事行為—Narrative as Behaviour，檢視是否準確表達及被感受；在裝置物件階段，試圖延續無名構造物的「例外」啟發，在日常中改變認知及行為的慣性，以特定觀念達到非日常的被迫思索；而住宅創作階段，除同樣以敘事角度檢驗觀念如何在建築內部秩序上展現，也試圖自鄉村觀察對象的建築圖描繪中，抽取類型學的思考切入點。
共通性與類型參照
回到類型學的重要性及意義，「共通性 (commonality)」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亦即共同享有的特質如結構關係、組織模式等，在建築領域中，它讓我們能夠超越時代和場所，透過空間感受與他人產生共感，例如我們普遍會對古老建築有所感動。類型學即是在理解這些既存的建築物後，幫助我們看到那些表層形式背後所共享的空間共通性。理解事物是相互關聯且具備某整體原則在現今更為重要，它或許能作為抵抗當代生活碎片化的強大武器。
將敘事結合類型學式思考置於主要前提，對空間共通性的認知與感受，並透過去熟悉化的操作，是我們目前工作的進行式。「去熟悉化」並非要和原參照對象斷裂或脫離，而是和原空間類型保持一種可相互辨認卻具備差異的微妙關係，使人重新感受與思考事物。舉例來說，我們透過測繪與整修，理解了小教堂類型，從平安聖若瑟天主堂、烏樹林天主堂偏向維持原教堂空間感，回應新使用機能的活化改造，到有六十年歷史的光明天主堂，在空間上更積極地賦予都市教堂一個新的可能，聖堂與新置入辦公空間的關係，正巧展現追求個體的精神性空間與連結大眾的社會性空間兩者之間的差異；外部保留原教堂整體感，內部則置入新的鋼構系統將聖堂與辦公區完全區隔開，成為兩個9X9公尺的正方形平面，改變了我們對簡化的巴西利卡式教堂建築之縱長尺度感的認知；此架構和教堂原木桁架結構系統形成一組尺度差異卻又相互參照的平行系統，聖堂側維持住原教堂類型的象徵性中軸，辦公區則與新增的盥洗空間、新的採光開口和傢俱建立新的中軸系統，在經驗兩區空間成為一個整體後，新舊中軸彼此間錯位的「對立」敘事主題或許終能呈現，亦是對原類型的去熟悉化展現。
註釋：
1. 今和次郎(2018)，《考現學入門》，詹慕如、龔婉如譯，臺灣，行人。
2. Anna Puyuelo.（2011）: 2G 58/59 Kazuo Shinohara: Casas Houses. Barcelona , Gustavo Gili.
3. 赤瀨川原平、藤森照信、南伸坊(2014)，《路上觀察學入門》，嚴可婷、黃碧君、林皎碧譯，臺灣，行人。
4. Aldo Rossi.（1982）: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 USA, The MIT Press.
5. Junzo Kuroda, Momoyo Kaijima.（2001）:Made in Tokyo: Guide Book. Tokyo, Kajima Institute Publishing Co., Ltd.
6. Abbott, H. P. (2008).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